皇冠app,1841年夏秋,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,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,对榻畅谈。林则徐将《四洲志》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,嘱其编撰成书。魏源不负重托,于《南京条约》订立后不久整理成《海国图志》出版。《海国图志》不仅是当时最为详尽介绍各国之书,使国人眼界大开,更重要的是提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重要思想。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,在当时却被认为是“溃夷夏之防”甚至是“以夷变夏”的违禁背俗之作、惊世骇俗之论,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,成为“众矢之的”。

林则徐因主战获罪,朝野均有不少人对他深表同情、甚至敢于为其鸣不平。但是愿意或敢为他负上“溃夷夏之防”之罪责而辩解者实在是少而又少,这顶帽子委实可怕。例如,广州士绅梁廷楠是当时极少数对西方有所了解之人,林则徐到广州后曾慕名亲访,咨以战守之事,他也积极参与禁烟活动并发动当地士绅支持,在许多方面都与林、魏一致。然而,他也批评“师夷”之说是丧失国家体统的奇耻大辱:“既资其力,又师其能,延其人而受其学,失体孰甚”;“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,古今无是理也”。不知梁氏的批评是出于外在的巨大压力表明自己要与林、魏“破坏中国文化安全”之罪划清界限,还是内心确实如此认为,但无论哪种情况,都反映出了“师夷”之说面对的巨大压力和孤立无援之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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